走進珠三角最大商代遺址：再添考古拼圖，現場收獲意外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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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日志大全
發布 :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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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發現了一個石器，要小心點挖。”7月12日下午，廣州炎夏中的考古現場，一天的發掘工作接近尾聲，原本有些沉默的現場，因為一個新發現重新熱鬧起來。工作人員初步判斷，這是一塊礪石。近期，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竹園嶺遺址最新考古成果，此處分布范圍約8萬平方米商時期文化遺存，不僅填補了中新廣州知識城范圍商時期文化遺存的空白，更為重構廣州東北區域早期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材料，為中原夏商禮制南漸提供例證。這也是目前珠三角地區考古發現確認的面積最大的商時期遺址。7月11日，全國考古工作會在山東召開。會議強調廣大文物考古工作者要謀求新時代中國考古的大格局、大視野、大發展，樹立“大考古”的工作思路，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作為中華文明“重瓣花朵”最南端的嶺南，在多元一統的社會歷程中如何完成中國化進程，也是中華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日前，南都、N視頻記者走進位于中新廣州知識城的竹園嶺遺址，了解商時期先民的生存智慧，以及嶺南文化與中原地區禮制文化的交流印記。竹園嶺遺址。考古現場的意外收獲7月12日的廣州，高溫難耐，位于中新廣州知識城的竹園嶺遺址，不遠處就是一座近年來拔地而起的現代化新城，旁邊地塊還有大型機械轟鳴作響，建造新的建筑。考古發掘現場，一個個規則的探方里，布滿形狀各異的灰坑、柱洞。地表層的黃土因為連日高溫和暴曬變得干燥結實，有工人在探方中進行發掘，也有工人在邊上的樹蔭下乘涼小憩。“哎！發現了一個石器，要小心點挖。”下午四點多，一天的發掘工作接近尾聲，原本有些沉默的現場，因為這個新發現重新熱鬧起來。當時，南都記者正跟隨竹園嶺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黃碧雄記錄發掘經過，半米多深的探方中，一塊跟A4紙差不多長的石器印入眼簾。原本正與記者對話的黃碧雄，連忙走到旁邊觀察。隨著工人師傅用小鋤頭小心翼翼地將石塊周圍的泥土挖開，一塊有著明顯人為加工痕跡的石塊逐漸露出真容。這或許是它時隔數千年，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黃碧雄拿著這塊石頭向南都記者展示：一面平整，一面較為光滑，加工痕跡明顯，可被定義為石器。“暫時先把它記錄成礪石吧，具體用途和詳細情況還要進一步分析研究。”隨即，他抬頭朝不遠處的另一位工作人員說道：“師傅，收一個小件。”作為小件的石器，能享受到“特殊對待”。黃碧雄介紹，對于發掘出土的陶片是一袋一袋收集，一般一袋編一個號。但對于石器、禮器等器物，則需按照件數收集，“只要發現一個，就給它一個編號，然后叫專門拍照的工作人員記錄。”因此，每當考古人員大聲報備“收一個小件”時，歷史的長卷上便又添了一筆。竹園嶺遺址Ⅰ區發掘場景。在等待工作人員給石器拍照的空檔，黃碧雄也沒閑下來。他一邊向南都記者介紹發掘文物的情況，一邊不停用手在灰坑中扒拉著被挖過的泥土，收集炭樣。“遺址所處年代的一些樹枝，歷經多年會碳化，炭樣可用來測年。”他表示，目前竹園嶺遺址只可推測為早商時期，而通過碳十四測年法，可以給出具體準確的年代。正在發掘的探方里，擺放著兩個小筐，里面裝滿隨石器一同出土的碎陶片。“這兩筐陶片非常難得”，黃碧雄解釋稱，這個灰坑出土的陶片很大，從陶質、陶色、紋飾來看，很多陶片應該可以拼合，而在整個竹園嶺遺址中，“可拼合的器物非常少，更不用說拼完整”。現場還擺放著各類鏟子、鐵鍬、鎬頭等發掘工具，甚至還有一個不銹鋼湯勺，與尋常大眾對考古工具的了解認知有些不同。黃碧雄說，考古現場講究實用，“需要什么找什么，看哪些在工地用得著，我們就會到五金店里買。”填補商代遺存的空白竹園嶺位于中新廣州知識城核心區的黃埔區龍湖街何棠下村東側，緊鄰竹山路北側，黃田村陂頭嶺遺址在其西約2.5公里，何棠下村欖園嶺遺址在其東南約1.3公里，美麗鄉村——逕下村在其東側約1.8公里處。竹園嶺由3個小緩丘連片組成，約呈“品”字形，最高海拔為53.8米。中新廣州知識城是繼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之后，中國與新加坡又一跨國合作的標志性項目，地處流溪河流域與增江流域之間的河谷地帶。伴隨著中新廣州知識城的建設發展，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了大量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欖園嶺、茶嶺-甘草嶺、沙嶺、陂頭嶺、馬頭莊遺址等從史前到西漢南越國階段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對中新廣州知識城蘊藏的地下文物資源的認識。但商時期的遺存，此前一直是空白。2021年8月至10月，為配合國有土地廣州開發區JLXC-H5-1地塊的出讓，經廣州市文物局組織，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出讓地塊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通過打探孔、布探溝等勘探方式，考古人員在出讓地塊內中西部竹園嶺的3個小山崗均發現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竹園嶺遺址的發現，正是‘考古前置’的生動體現。”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向南都記者介紹，近年來，國家為加強文物保護，明確要落實“先考古、后出讓”政策和配套措施。《廣州市文物保護規定》第三十二條也明確指出，在地下文物埋藏區進行工程建設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區以外進行大型工程建設前，應當按照規定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在報請國家文物局審核同意后，2022年5月至2023年7月，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竹園嶺遺址展開了持續三期的考古發掘工作，實際發掘面積共計13500平方米。經考古勘探發掘確認，竹園嶺遺址商時期遺存分布范圍約8萬平方米，核心區域分布范圍約1.5萬平方米。“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竹園嶺遺址的考古發現在體現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發展的連續性也具有非常突出的價值。”張強祿向南都記者表示，過去在廣州，尤其是東北區域，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跡，也發掘了西周、春秋時期的器物，但唯獨夏商時期沒有體現。竹園嶺遺址，作為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考古發現確認的面積最大的商時期遺址，不僅填補了中新廣州知識城范圍商時期文化遺存的空白，更為重構廣州東北區域早期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材料，充分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漢早期階段，九佛-鎮龍-蘿崗一帶是北江下游流域和東江下游流域之間是一條重要的文化走廊，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推測系石器加工制作場所值得注意的是，實際發掘面積13500平方米中，有2000平方米系今年6月新增的。考古人員在前期發掘工作中，發現現有規劃并不能完全覆蓋竹園嶺遺址的核心區域，于是研究上報，申請擴大發掘區域。“爭取核心區域全覆蓋”，黃碧雄說。灰坑H90全景。經過一年多的考古發掘，竹園嶺遺址共發現商時期形狀大小不同的各類灰坑近1500個，其中部分形制規整、深度超過1米的灰坑應屬儲藏性質的窖穴或祭祀用途的祭祀坑。現場還有長度不等、深淺不一的灰溝25條，推測與先民們生產生活自然或人工給排水有關。此外，遺址中有大小深淺不一的柱洞1800余個。“很多組排列有規律的柱洞，推測應該是跟當時的干欄式建筑有關。”黃碧雄向南都記者介紹，這種底部懸空的建筑很適合嶺南潮濕的氣候。“當然，這些柱洞所反映的建筑結構都還比較簡單，目前還沒發現比較復雜的，而且這些建筑也沒有明確的分布規律，所以這里應該并非中心聚落。”竹園嶺遺址出土器物數量最多的是各類石器，有戈、璋、戚、鉞、錛、 鑿、鏃、礪石、磨盤、杵、磨石、環、有領環等，以殘器、半成品、廢料或余料為主。玉器很少，完整器僅見玉璧和玉玦。陶片出土數量并不很多，主要出自灰坑和文化層當中，以泥質灰陶和灰白陶、夾砂灰黑陶和橙黃陶為主，紋飾有長方格、方格凸點、重方格凸點、方格對角線、重菱格凸點紋、葉脈紋等，可辨器形有泥質高柄豆、凹底罐、圜底釜、紡輪等，但陶片的拼合度很低，可復原者很少。地表耕土層出土1件有銎青銅斧，是竹園嶺遺址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先秦銅器。黃碧雄介紹，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巖提出，竹園嶺遺址可能是與石器加工有關的一個場所。“從我們在遺址內發現的石器來看，確實有這方面的證據。”黃碧雄從四個方面向南都記者進行了介紹，一是遺址發現了很多石料被切割后剩下的余料；二是出土了一些石器的半成品；三是有一些石器加工后的副產品，最典型者是石鉆芯；四是在遺址內有大量的礪石，很多礪石體型大、磨面深，說明磨的時間長，磨制的石器也不少。以上發現均說明，加工制作石器是當時生活在竹園嶺遺址先民的一項非常重要的生產活動。“一些石鏃、石矛和石球的發現則表明，在相當于中原商時期，狩獵在嶺南先民的生活中還是占有一定的地位，這是當時獲取肉類的一種途徑。”黃碧雄說。石碾槽。一件保存完好、磨制精細的石制品，格外引人注意。黃碧雄告訴南都記者，這件石器表面平整，中部有一個橢圓形凹槽，很像中藥鋪里碾藥的藥槽，所以暫時命名為“石碾槽”。據推測，它的用途可能也與植物加工有關，與石杵配合使用。當然，其具體用途，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我詢問過很多來工地訪問的專家和同行，他們看了之后，都表示還沒有見過這種石器。所以，這在嶺南地區尚屬首次發現，非常難得。”對于石碾槽的制作工藝，黃碧雄認為，中部的凹槽制作難度很高。凹槽呈很規則的橢圓形，凹窩頗深。如何將這個凹窩做出來，還做得如此規整，并且在制作的過程中不將底部打穿，目前尚無法推測其制作工藝，只能驚嘆于先民的巧思。中原夏商禮制南漸的實證竹園嶺遺址的坐落，充分體現了先民選址的智慧，出土的器物則生動反映出先民的生活文化圖景。黃碧雄向南都記者介紹，從大的地理位置來看，竹園嶺遺址處于兩山所夾的河谷盆地；從微觀地形來看，它位于該河谷盆地內3個海拔不高、坡度較為平緩的小山崗。這一選址，充分適應了嶺南地區的氣候條件，既避免了低處常年潮濕、雨季被淹的情況，又方便了先民取水生活。不僅如此，從航拍照片來看，竹園嶺遺址三面環水，“還能防止外敵或者大型野獸入侵”。竹園嶺遺址最為重要的發現，當屬玉石禮器，包括玉璧形器、石戈、石璋、石鉞、石戚。這些禮器的石料都是經過特意挑選，磨制很精細，制作一件顯然需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表面也沒有使用痕跡。黃碧雄表示，“在古代，禮器并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擁有的，其所有者必定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當時應該是有了社會分層。”這都反映了在商時期，中原地區禮制文化已經影響到了嶺南。石戈（璋）。《尚書·禹貢》中說：“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其中“玄圭”便是大禹平治九州，膺受天命的象征物。黃碧雄向南都記者介紹，“玄圭”為夏代核心禮器，也被稱為“牙璋”。竹園嶺遺址出土的器物中，便有此物。玉石禮器的發現，反映出中原夏商禮制南漸珠江三角洲，推進早期嶺南中國化的歷程，“并可能以此為中轉站傳播到桂南和越北紅河三角洲地區”，張強祿在《從華南所見有領璧環看夏商禮制南漸》一文中曾指出。此外，竹園嶺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有清晰的云雷紋。而云雷紋是商代青銅器上的一種常見紋飾。石器中，考古人員還發現有凹刃錛，而這種錛在江西清江的吳城文化中很典型。至于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先秦銅器，黃碧雄介紹，根據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李海榮研究員的指點，從形制來看，它不是嶺南本地所產，而是比較典型的中原地區流行的斧的形制。這種斧在湖南益陽和陜西鳳翔都有過發現，但是其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雖然這件青銅斧并不能追溯至商時期，但也可以證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嶺南地區與中原已經有文化上的交流。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曾指出，中國各區域早期文明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而嶺南則為“重瓣花朵”的最南端。對于這片最南端的花瓣，“目前揭開的僅僅是冰山一角”。黃碧雄用“盲人摸象”來形容對早期嶺南的認識，“雖然目前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發現了一批又一批古代的文物，但我們所摸到的只是大象身上很小的一部分，就像拼圖一樣，我們要通過很多張碎片才能夠拼湊出一個史前嶺南的大致圖像。”對于“拼圖”的下一“碎片”從何找尋，黃碧雄向南都記者表示，竹園嶺遺址中的石器加工規模大、延續時間較長，表明周邊還應存在同時期的大型聚落或墓地，下一步將重點尋找中新廣州知識城的古代城址、城壕。在那里，或將揭開先民大規模聚居的生活圖景。出品：南都即時采寫：實習生 黃鷹 南都記者 陳燕
